劉以鬯的《星嘉坡故事》，出版於五十年代前後，由鼎足出版社出版，南天書業公司發行，全書約四萬字，屬中篇小說。《星嘉坡故事》與《蕉風椰雨》屬同期的作品，同樣承載着劉以鬯五十年代的南洋經驗，甚至連封面設計都完全相同。《星嘉坡故事》雖沒有《蕉風椰雨》的曲折情節，卻有着濃厚的作者自況味道。《星嘉坡故事》以第一人稱敘述，故事以主人公張盤銘的視點展開。張盤銘為香港人，遠赴新加坡（小說內文用「星加坡」）任報紙編輯，正努力適應南洋的氣候與人情。一天張盤銘與同事到歌廳消遣，邂逅了身世可憐的歌女白玲。男女互相認識了解，經歷曲折，排除萬難，好不容易走到訂婚階段，卻因張盤銘誤會白玲與另一男子（高朗）私通而宣告解約分手。張盤銘從此意志消沉，以酒解愁，白玲亦生活淪落，輾轉到酒吧當舞女。直至張盤銘結識新女友黃水蓮，在她的勸告下，決定回到新加坡重會白玲。二人最終見面，白玲卻急於打發張盤銘，只叫他留下聯絡地址。原來白玲早已受不住一波接一波的打擊，在當晚斷然自殺，死前寫下遺書向張盤銘剖白。讀過信件後，張盤銘終於知悉一切，自責不已。

按作者對文學作品的劃分，《星嘉坡故事》當屬「娛樂他人」的「商品」，而非「娛樂自己」的創作。然而，這無損《星嘉坡故事》的文獻價值。《星嘉坡故事》仔細描繪出新加坡、吉隆坡一帶的人文生活風貌，足見作家對當地文化的掌握。劉以鬯曾於南洋旅居五年，深入當地生活。他回憶道：「那裡鄰近一個叫『新世界』的地方，是我晚間去聽歌、喝茶的娛樂地方。那段時間，我在7至8家小報當老總，寫作界的朋友都懂得到那裡找我，也有歌星會到我家一起喝茶，那時的生活真了不得。」五十年代，流行於華僑圈子的歌廳文化，成了《星嘉坡故事》的創作素材。故事中張盤銘與白玲重遇的歌廳，正是劉以鬯熟識的「新世界」。主人公初次接觸「聽歌文化」，不無帶着批判的目光：「我對於聽歌並不如一般華僑那麼熱心……我不懂這一種在其他中國城市並不普遍的娛樂事業，怎樣會在星加坡發展得如此畸形，後來才知道上歌台除了『吃』與『聽』之外，最主要的享受是『看』──看花枝招展的歌女們站在麥克前的裝腔作勢。」這種外來的定見，使主人公後來與歌女白玲相愛的情節更富戲劇感。

《星嘉坡故事》的主人公處處隱現着作者的影子。張盤銘因戰事由徐州逃到香港，再遠赴新加坡任編輯，正當白玲失踪之際，報館卻倒閉了。張盤銘不願就此離開南洋，只好寫小說為生，沒多久受吉隆坡一家報館之邀，前往應聘。張盤銘的遭遇可算是作者的寫照。劉以鬯於1948年來港，1952年應《益世報》之聘，到新加坡任主筆兼副刊編輯，但《益世報》辦了幾個月就倒閉了，1953年7月，改赴吉隆坡任《聯邦日報》代總編輯。主人公的遭遇顯然以作者的個人經歷為藍本。寫到主人公的流離心理，不無作者自況的意味：「報館倒閉後，我變成一個失業者，為了解決生活問題，我不得不強自壓制不寧的情緒，開始撰寫一個中篇小說，售與一家出版機構，暫時拿稿酬來維持了一個時期。在這個時期中，我幾乎喪失了繼續生存的勇氣，前途茫茫，不知應該何適何從。」每當惘然的時候，張盤銘便會想起某位小說家。例如當他與白玲攤牌後，厭惡了放任的生活，「讀了一本潑魯士特寫的『尋覓失去的時光』」；分手以後，他對所有女性產生厭惡，則「閱讀許多海敏威的小說」，因為「他無情地譴責了現代女性的喪失『女性天性』」。文學作品作為主人公的歸宿，是劉以鬯慣常的處理手法，無意中亦流露了作家的文學識見與品味。

劉以鬯《星嘉坡故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