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海光文藝》1966年1月創刊,1967年1月停刊,合共出版了十三期。雜誌的創辦人是六十年代從國內來到香港的出版人唐澤霖,他邀請黃蒙田和羅孚擔任編輯。據羅孚在文章裡憶述:「《海光文藝》是沒有刊出編者的名字的,黃蒙田是主編,我只是協助他做些約稿的工作。」

《海光文藝》的編輯方針是希望能做到:「兼容並包,百花齊放」,藉以突破「四十年代末期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,香港文化界一直是紅白對立,壁壘分明」的政治界限,編者希望來一個突破:「紅紅白白,左左右右,大家都在一個調子不高,色彩不濃的刊物上發表文章」,羅孚認為「這樣的文藝刊物在今天的香港已經有了」,但在當時,「那還是一個較有新意的設想。」羅琅後來回顧《海光文藝》的出版目的和宗旨時指出,「這在當時來說是大膽和有見地設想,就算在香港出版的刊物,也是一種進步。」陳智德也認為「這刊物的意義實不止於文藝,更關乎多元開放及破除對立的界限。」為了使雜誌「看起來不紅」,羅孚表示一些「平日常在左派報刊上寫東西的作者」,在《海光文藝》發表作品時多用了筆名,例如何達,他為《海光文藝》寫了不少詩歌,卻從來沒有一次用「何達」這名字發表;又例如曹聚仁曾用「丁秀」這筆名,葉靈鳳則用「任訶」、「秦靜聞」的筆名在《海光文藝》發表作品。

除此以外,《海光文藝》的編者在發刊詞裡曾表示:「文壇寂寞,我們不敢這麼說,但總願盡一分力,增加熱鬧;為讀者添一份有趣味,有光彩的讀物。」又說:「我們雖志在文藝,卻不想那麼單調,而願意方面廣些,趣味多些」,所以《海光文藝》並「不排斥任何流派的作品,不拒絕任何新奇的理論,自然也不放棄編者的取捨之權。」正如羅孚後來回憶道,他們「早就認為,新派武俠小說不應該被排除於文藝之外;同樣也認為,流行小說也不應該被排除,登載依達、孟君、鄭慧的作品就是證明」。《海光文藝》創刊號就曾刊登了佟碩之〈金庸梁羽生合論〉,其後又刊登了金庸〈一個「講故事人」的自白〉、梁羽生〈著書半為稻粱謀〉這幾篇集中討論新派武俠小說的評論。張詠梅指出:「為了增加刊物的趣味,《海光文藝》的內容不局限於純文學作品,它也刊登一些有關電影、戲劇、音樂、美術、書法等各方面的文章。」例如電影方面有姚克、孫家雯的文章;音樂方面,有沐芬、費明儀、周文珊的介紹;美術方面,有雲鶴、陳福善、林墾的評論。張詠梅認為《海光文藝》的編者是朝著〈發刊詞〉中提到「方面廣些,趣味多些」的方向去組稿,張氏並引用《海光文藝》第5期的〈編後話〉作佐證:「本刊是一本以文學為主的雜誌,為了照顧讀者多方面的興趣,每期撥出少數篇幅容納藝術部門的材料。過去這樣做,以後也還是這樣。」此外,張詠梅指出「《海光文藝》創刊號共有24篇作品,外國文學評介佔了11篇,數量不算少」,而且「創刊號以後,每期都有一定的篇幅討論外國文學」,足見《海光文藝》重視對西方文學的譯介。在中西文化交流上,羅琅更認為《海光文藝》「走出了可喜的第一步,也發揮了他一定的力量」,是一本重要的文藝刊物。

羅孚認為在香港文藝刊物中,《海光文藝》「不算很短命」,但卻「生不逢辰」,在出版了十三期後因政治因素而自動停刊。張詠梅認為《海光文藝》最重要的意義,在於「為左翼文化人如何在香港展開文藝工作,提出切實可行的方向,強調多元開放,兼容並包的價值觀念,其歷史意義不容忽視。」

《海光文藝》第一期封面

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
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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