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海光文藝》1966年1月創刊，1967年1月停刊，合共出版了十三期。雜誌的創辦人是六十年代從國內來到香港的出版人唐澤霖，他邀請黃蒙田和羅孚擔任編輯。據羅孚在文章裡憶述：「《海光文藝》是沒有刊出編者的名字的，黃蒙田是主編，我只是協助他做些約稿的工作。」

《海光文藝》的編輯方針是希望能做到：「兼容並包，百花齊放」，藉以突破「四十年代末期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，香港文化界一直是紅白對立，壁壘分明」的政治界限，編者希望來一個突破：「紅紅白白，左左右右，大家都在一個調子不高，色彩不濃的刊物上發表文章」，羅孚認為「這樣的文藝刊物在今天的香港已經有了」，但在當時，「那還是一個較有新意的設想。」羅琅後來回顧《海光文藝》的出版目的和宗旨時指出，「這在當時來說是大膽和有見地設想，就算在香港出版的刊物，也是一種進步。」陳智德也認為「這刊物的意義實不止於文藝，更關乎多元開放及破除對立的界限。」為了使雜誌「看起來不紅」，羅孚表示一些「平日常在左派報刊上寫東西的作者」，在《海光文藝》發表作品時多用了筆名，例如何達，他為《海光文藝》寫了不少詩歌，卻從來沒有一次用「何達」這名字發表；又例如曹聚仁曾用「丁秀」這筆名，葉靈鳳則用「任訶」、「秦靜聞」的筆名在《海光文藝》發表作品。

除此以外，《海光文藝》的編者在發刊詞裡曾表示：「文壇寂寞，我們不敢這麼說，但總願盡一分力，增加熱鬧；為讀者添一份有趣味，有光彩的讀物。」又說：「我們雖志在文藝，卻不想那麼單調，而願意方面廣些，趣味多些」，所以《海光文藝》並「不排斥任何流派的作品，不拒絕任何新奇的理論，自然也不放棄編者的取捨之權。」正如羅孚後來回憶道，他們「早就認為，新派武俠小說不應該被排除於文藝之外；同樣也認為，流行小說也不應該被排除，登載依達、孟君、鄭慧的作品就是證明」。《海光文藝》創刊號就曾刊登了佟碩之〈金庸梁羽生合論〉，其後又刊登了金庸〈一個「講故事人」的自白〉、梁羽生〈著書半為稻粱謀〉這幾篇集中討論新派武俠小說的評論。張詠梅指出：「為了增加刊物的趣味，《海光文藝》的內容不局限於純文學作品，它也刊登一些有關電影、戲劇、音樂、美術、書法等各方面的文章。」例如電影方面有姚克、孫家雯的文章；音樂方面，有沐芬、費明儀、周文珊的介紹；美術方面，有雲鶴、陳福善、林墾的評論。張詠梅認為《海光文藝》的編者是朝著〈發刊詞〉中提到「方面廣些，趣味多些」的方向去組稿，張氏並引用《海光文藝》第5期的〈編後話〉作佐證：「本刊是一本以文學為主的雜誌，為了照顧讀者多方面的興趣，每期撥出少數篇幅容納藝術部門的材料。過去這樣做，以後也還是這樣。」此外，張詠梅指出「《海光文藝》創刊號共有24篇作品，外國文學評介佔了11篇，數量不算少」，而且「創刊號以後，每期都有一定的篇幅討論外國文學」，足見《海光文藝》重視對西方文學的譯介。在中西文化交流上，羅琅更認為《海光文藝》「走出了可喜的第一步，也發揮了他一定的力量」，是一本重要的文藝刊物。

羅孚認為在香港文藝刊物中，《海光文藝》「不算很短命」，但卻「生不逢辰」，在出版了十三期後因政治因素而自動停刊。張詠梅認為《海光文藝》最重要的意義，在於「為左翼文化人如何在香港展開文藝工作，提出切實可行的方向，強調多元開放，兼容並包的價值觀念，其歷史意義不容忽視。」

《海光文藝》第一期封面

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
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